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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的鼾歌
2022-11-11

母亲的鼾歌,对我这个年过五十的儿子来说,仍然是一支催眠曲。  在我的记忆里,她的鼾声是一支生活的晴雨表。那个年月,我从晋阳劳改队回来,和母亲、儿子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床板上,她没有打过鼾。她睡得很轻,面对着我侧身躺着,仿佛一夜连身也不翻一下,唯恐把床弄出声响,惊扰我这个远方游子的睡梦。夜间,我偶然醒来,常常看见母亲在睁着眼睛望着我,她可能是凝视我眼角上又加深了的鱼尾纹吧!  “妈妈,您怎么还没睡?”  “我都睡了一觉了。”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。  我把身子翻转过去,把脊背甩给了她。当我再次醒来,像向日葵寻找阳光那样,在月光下扭头打量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时,她还在睁着酸涩的眼睛。  “妈妈,您……”  “我刚刚睡醒。”她不承认她没有睡觉。  我心里清楚,在我背向她的时候,母亲那双枯干无神的眼睛,或许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,一根、两根……  我真无法计数,一个历经苦难的普通中国女性,她躯体内究竟蕴藏着多少力量。年轻时,爸爸被国民党追捕,肺病复发,在悲愤中离世,她带着年仅四岁的我,开始了女人最不幸的生活。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眼泪,却听到过她在我耳畔唱的摇篮曲:  狼来了,  虎来了,  马猴背着鼓来了!  风摇晃着冀东平原上的小屋,树梢像童话中的怪老人,发出尖厉而又显得十分悠远的声响。我在这古老的童谣中闭合了眼帘,到童年的梦境中遨游:  骑竹马,  摘野花,  放鞭炮,  过家家。  ……  她呢?我的妈妈!也许只有我在梦中憩息的时刻,她才守着火炭早已熄灭的冷火盆独自神伤吧?! 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。下河洗澡,摔跤“打仗”……干的都是一件件让母亲忧心的事情。为了给“野马”拴上笼头,更为了让我上学求知,当我十几岁时,一辆马车把我送到了唐山——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,从唐山来到了北平。母亲像影子一样跟随我来了。为了交付学费,她卖掉了婚嫁时的首饰,在内务部街二中斜对过的一家富户当洗衣做饭的保姆。当我穿着带有二中领章的干净制服,坐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,同学们不知道,我的母亲此时此刻正汗流浃背地为太太小姐们洗脏衣裳呢!母亲也想不到,她靠汗水供养的儿子,并不是个好学生——他辜负了母亲的含辛茹苦,因为在代数课上常常偷看小说,考试得过“鸡蛋”。在学校布告栏上,寥寥几个因一门理科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中,他就是其中一个。我不是为苦命的妈妈解忧,而是增加她额头上的皱纹。  她没有为此垂泪,也没有过多地谴责我,只是感叹父亲去世太早,她把明明属于儿子的过失,又背在自己的肩上:“怨我没有文化,大字识不了几个;你爸爸当年考北洋工学院考了个第一,如果他还活在人间的话,你……”啊!妈妈,当我今天回忆起这些话时,我的眼圈立刻潮湿了——我给您苦涩的心田里,又增加了多少辛酸啊!  可是母亲一如既往,洗衣、做饭、刷碟、扫地……两只幼时就缠了足的脚,支撑着苦难的重压,在命运的羊肠小路上,默默地走着她无尽的长途。星期六的晚上,我照例离开二中宿舍,和她在一起度周末,母子俩挤在厨房间的一张小床上安息。记得那时,她从不打鼾,我还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小说,她就睡着了。母亲呼吸匀称,面孔恬淡安详……  北京解放那年,那家阔佬带着家眷去了台湾。母亲和我从北京来到通县(当时我叔叔在通县教书),怎奈婶婶不能容纳我母亲,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晨,她独自返回冀东老家去了。  十六岁的我,送母亲到十字街头。在这离别的一瞬间,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,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。我不舍地拉着她的衣袖说:  “妈妈!您……”  “甭为我担心。”她用手抚去飘落在我头上的雪花,“你要好好用功,像你爸爸那样。”  “嗯。”我垂下头来。  “快回去吧!你们该上第一堂课了!”  “不,我再送您一程!”我仰起头来。  她用手掌抹去我眼窝上的泪痕,又系上我的棉袄领扣,叮咛我说:“逢年过节,回村里去看看妈就行了。妈生平相信一句话,没有蹚不过去的河!”  我固执地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。  她执意要我马上回到学校课堂。  我服从了。但我三步一回头,两步一张望,直到母亲的身影湮没在茫茫的雾幕之中,我才突然像失掉了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一样,返身向公共汽车站疯了似的追去。  车,开了,轮子下扬起一道雪尘。  从这天起,我好像一下子变得成熟了。  我发奋地读书,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——当我在1950年秋天背着行囊离开古老的通州城,到北京师范学校报到后马上给她寄了一封信。第一个寒假,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乡去探望母亲。  踏过儿时嬉闹的村南小河的渡石,穿过儿时摇头晃脑背诵过“人、手、口、刀、牛、羊”的大庙改成的学堂,在石墙围起的一个院落的东厢房里,我看见了阔别两年多的母亲。  我仔细凝视我的母亲,她比前两年显得更健壮了。故乡的风,故乡的水,抚去她眼角的细碎皱纹,洗净了她寄人篱下为炊时脸上的烟尘。  夜更深,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,我和母亲躺在滚烫的热炕上,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:  “妈妈,我让您受苦了。”这句早该说的话,说得太晚了。  “没有又留级吧?”显然,我留了一级的事情,给她心灵上留下了伤疤。  “不但没有留级,我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呢!”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,拿出刊登我处女作的《光明日报》,递给了她。  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色。她把油灯挑亮了一些,从炕上半坐起身子,神往地凝视着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。  “妈妈!您把报纸拿倒了。”  她笑了。  在我的记忆中,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。这笑容不是保姆应酬主人的微笑,也不是为了使儿子高兴强做出来的微笑,而是从她心底漾起的笑波,浮上了母亲的嘴角眉梢。  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。不知为什么,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之感,特别是在静夜里,我听见她轻轻的鼾声,我无声地哭了。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,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,她回答我说:“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,而是因为心安了!” 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,我被分配到《北京日报》当了记者、编辑。第一件事,我就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。果真像她说的那样,由于心神安定,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。  只可惜好景不长。1957年后我便难以听到她的鼾声了。我和我爱人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,家里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刚落生的儿子。她的苦难重新开始,像孑然一身抚养我一样,抚养她的孙子。“文革”期间,我偶然得以从劳改队回来探亲,母亲再也不打鼾了,她像哺乳幼雏的一只老鸟,警觉地环顾着四周,即使是夜里,她也好像彻夜地睁着眼睛。  挂上牌子去串巷扫街。  拐着两只小脚去挖防空洞。  她苍老了,白发披头,衣衫褴褛。但她用心血抚养的第三代却是个衣衫整洁、品学兼优的挺拔少年。  “妈妈,”在夜深人静时,我悄悄地说,“我怕您……怕您……支撑不住……”  “没有蹚不过去的河。”她还是这样回答。  “您把我拉扯大了,又拉扯孙子……”  “只要你在井下(当时我在山西一个劳改矿山挖煤)能平平安安,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。”  母亲确实坚强得出奇。有时我要替她去扫街,她总是从我手里抢过扫帚,亲自去干扫街的活儿。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,侧面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。那样子像是在叩问大地,这种日子哪一天才能结束?!这污迹斑斑的路,哪儿才是它的尽头?!  1979年的元月,我终于回到了北京。如同鬼使神差一般,她从那一天起又开始打鼾了。我睡在上铺,静听着母亲在下铺打的鼾歌,内心翻江倒海,继而为之落泪。  说起来,也真令人费解,我怕听别人的鼾声,可母亲的鼾声对我却是催眠剂。尽管她的鼾声,和别人的没有任何差别,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:她的鼾声既是儿歌,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。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的人的鼾歌,赞美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……各种精美短文、往刊读者文摘、故事会、意林等……请访问文摘阅读板块,